申小龙｜“我们早已习惯将真实的自己和自己的文字分离开”——谈语言规制的双刃性

Original 申小龙文化语言学新视野

2024-09-10

中文系15级小张同学来信：

“Macquarie大辞典招募专家团队创造了一个新的词——phubbing。这个词是是phone和snubbing（snub（冷落）的进行时态）的合成，意为低头族，泛指那些只顾低头玩手机，冷落了其他人或事物的人。这个词一经发明便成为了网络流行词，一时间人人都用。

“Macquarie大辞典的这个举动，目的是证明语言总是在不断演变发展。如果一个词语在社会上得到某种认同，它不仅让个体得到了完美的阐释和表达，而且成为人们共同想表达的东西，那么这个单词就可以被收录进字典。

“这让我产生了几点想法：

“1. 语言反映世象。它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它会随着社会潮流而调整、变异和创新。网络语言无疑是最典型的代表。

“2. 如您在课上所说‘不明觉厉’‘喜大普奔’等四字词，很难找到别的词语来精准地表达这种意思，但是这些四字的网络词做到了。

“Phubbing也是很好的证明。这个词出现在2012年，当时人们使用手机不分场合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，但直到phubbing出现，人们才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。

“这说明有一些社会现象我们是难以用现有的语言认识的，而新词却能把这种现象明确地表达出来，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兴趣。

“在我以往的认识中，新词的形成往往是巧合。比如，“伤不起”最初出现在校内网的文章标题上， “duang”则起源于成龙拍的一则洗发水的广告。但phubbing这个词却是有意识地制造的，而且是有关专家、学者经过讨论之后制造的。这是不是说明应该提倡有意识有目的地制造新词语呢？这样是不是更有利于增强语言的生命力呢？”

小张同学的问题，关于语言能不能有意识地制造，以推动社会的发展，我想了想，还真无法简单地回答。我们从头说起。

一、“关于语言”和“关于世界”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

我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，或者说我们的世界观，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意识。语言并不是人类“有意识制造”的行为，而是人类存在的本质属性。

胡塞尔认为，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先验的自我的意识活动的对象，都是先验的自我通过意识活动“构成”( Constitution)的。

这也就是说，意义不是来源于对象，而是来源于意识活动。这样就带来一种对语言的根本看法，即语言的表达和意义是意识活动的重要显现。语言解读具有人的认识的本体论地位。

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，世界万物只有为我所用才有意义。一切事物只是在为我们所用时才同我们发生关系，与我们相遇。

这并不是传统唯心主义所说的“世界就是我的感觉”“世界就是我的观念”，而是说如果不与人发生关系，世界之为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

因而意义就是事物与人的实践关系。世界不是既定不易的东西，而是为人类服务的无限可能性，人把它“作为”什么，它才能是什么。人是世界的主人。

当我们把某物解释为某物时，这个解释即词义就体现了它对于人的意义。例如一个炉子作为炉子，就得发热。我们可以说，发热就是炉子的意义。

因此，意义首先是一种存在方式，它从可能的世界而不是现成的世界中获得它最终的根据。语言的意义就源自存在的意义。

海德格尔为此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：“语言是存在的家，在它的住处住着人”，说明“关于语言”和“关于世界”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。世界就是我们描述的那个世界，那个在我们概念体系中存在的世界。考察我们的语言，就是考察世界。

显然，在这个命题中，语言对于世界有极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；然而语言一旦形成，又是一套固化、现成的制度，那么——

怎样看待语言规制性中隐含的惰性？

二、语言规制性的动态理解——创造性精神活动

从表面上看，语言与思维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，然而在二者的关系中，语言决不是从属和被动的，因为思维的单位和单位之间的关系都是语言规定的，人的理性思维是在语言形式中模铸的。

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如果语言对于思维是如此主动地规制，那么怎么保证人类的思维在现成的语言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变革呢？

这样的担心出于对语言形式的一个误解，即以为语言是传习下来的“死”的东西。

洪堡特告诉我们，语言不是已经完成的产物，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，是某种持续的、每时每刻都在向前发展的东西。语言中死的形式必须在人们心灵中不断地被重新创造。因而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。语言运用具有无限量的个人创造行为，语言形式具有永恒不变的生成原则。

语言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创造性，是语言的社会本质的生动反映。

当思想观念发生新变化的时候，当社会形态发生新样貌的时候，语言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建构者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不存在语言要“有目的地”做什么的问题——语言本身就是人的“有目的”的产物。

三、语言规制性的静态理解——思想变革的临界点

语言对于人类思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。现代人的各种现代意识，都必须建立在一个新的现代语言形态基础上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完备的现代语言形态的产生，才是现代意识确立的实际标志。

当社会观念和结构面临深刻变化的时候，语言的社会参与往往表现为使用语言的个体的超前意识，而这样的意识必然需要新的词汇，新的语法，乃至新的思维方式。语言变革由此发生。

无论在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文运动，还是在本世纪互联网生态中年轻一代创造的网络语言，我们都看到了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，一种自我反思下的语言变异。

人类作为“语言人”有这样的意识其实很自然。例如，很难设想，近现代革命的阶级意识和文化创造能够通过一个守旧的“之乎者也”的语言形态而被广泛传播和确立起来。同样，也很难在文言文中表达当代人新的感觉、意向、理念和各种具体的社会因素的独特性。

一般说来，语言的表层结构有很大的通用性。它可以用来表达相当多不同的思想形态和社会形态，具有很大的恒定性和自我调节功能。但这种语言形态和不同思想、社会形态的对应也有其限度，一旦到了某种临界点，或者说到了一定的质点上，思想、社会的变革就要求传统的语言结构发生裂变。近现代汉语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就源于这样一个临界点。

最早意识到这个临界点的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裘廷梁。他在1898年8月写出近代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篇檄文《论白话为维新之本》，列举语言变革的八大理由：

一曰省目力：读文言日读一卷者，白话可十之，少亦五之三之，博极群书，夫人而能。

二曰除骄气：文人陋习，尊己轻人，流毒天下。夺其所恃，人人气沮，必将进求实学。

三曰免枉读：善读书者，略糟粕而取菁英；不善读书者，昧菁英而矜糟粕。……改用白话，决无此病。

四曰保圣教:《学》、《庸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，皆二千年前古书，语简理丰，非卓识高才，未易领悟。译以白话，间附今义，发明精奥，庶人人知圣教之大略。

五曰便幼学：一切学堂功课书，皆用白话编辑，逐日讲解，积三四年之力，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，视今日魁儒耆宿，殆将过之。

六曰练心力：华人读书，偏重记性。今用白话，不恃熟读，而恃精思，脑力愈睿愈灵，奇异之才，将必迭出，为天下用。

七曰少弃才：圆头方趾，才性不齐；优于艺者或短于文，违性施教，决无成就。今改用白话，庶几各精一艺，游惰可免。

八曰便贫民：农书商书工艺书，用白话辑译，乡僻童子，各就其业，受读一二年，终身受用不尽……

裘廷梁主张开通民智，变法维新，而这样的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，无法建立在文言文上——此时我们就看到了语言规制的静态临界点。这样的临界点只能出现在巨大的社会变革前夜。

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。社会总是处在动态发展中，而社会的发展又总是阶段性前进，这就是语言规制动态和静态二重性的根源。

裘廷梁的白话八论，让我们深刻体验到语言更新对思想更新、社会更新的巨大推动作用。而语言的弄潮儿往往就是思想的先行者。他们“有目的地”推动语言更新，为新的思想和新的社会结构“清障”和“开路”。

四、语言功效人为干预的二重性

人的根本属性是语言性，语言是人与世界联系的根本纽带。语言发挥这样的作用，当然离不开创造性的精神活动，同时又离不开传统的传承和发展，这就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规制的二重性。

语言创造性的精神活动，是自然发生，无须干预的，人们有意识创造的新的语言概念，大多数都发生在语言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创造性精神活动中。然而，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，也让我们看到这种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异化，即利用语言的规制作用，有目的地用空洞的语言替换现实，用虚假的概念掩盖现实。

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问题研究所所长波尼法斯，写过一本书《歪曲事实的知识分子：说谎专家在媒体上的胜利》。他在书中指出，今天的世界，每个国家在推出某项外交政策时，都已经不会如十八、十九世纪时那样，公开承认是为了国家利益，而几乎都倾向于将道德大旗推在前面。在这面道德大旗上可以列出长长的单子：反对独裁、推行民主等等。所以美国入侵伊拉克时，当然是把推翻独裁统治书写在旗号上，但事实上却是某些美国的实际利益在推动着这场战争。

而法国某些知识分子，在自己知情的情况下，依然向公众推销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。他们高举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大旗，来掩饰不那么道德的行为。这显然已经“不是向公众传递信息，而是在影响公众”。

这就是语言遮蔽下的国际政治现实。

同学们可能觉得，这样的语言遮蔽并不能影响我们啊，我们已经看穿了这些虚假信息。其实，更让我们“细思恐极”的，是我们生活在语言遮蔽中而浑然不觉。

语言与文化课的同学们，深刻反思过这个问题。日语系11级的小刘同学说：

“我们好像特别善于在不同的情境，对不同的人，甚至是面对不同的文本材料时说出完全不是同一风格的话，做一个文字上的‘变色龙’。

“于是乎，平日里明明是一个同学眼里笑点很低，实实在在的‘二货’，却可以在考场作文里《面对大海》吟咏出胸中的千沟万壑，从‘一个大而酸的橘子还是一个小而甜的橘子的选择’中探讨出严肃的人生哲学，其脱胎换骨程度简直有如人格分裂，令人瞠目结舌。

“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早已对这样的事情见惯不怪了。谁让考场作文是‘戴着镣铐跳舞’呢，谁让批卷老师总是对那么一类作文下不了狠手呢。

“考场作文只不过是一个例子，从小到大，有多少次我们就这样为着最实际、最省事、‘最明智’的做法而放弃了真实的自己。于是诞生了一个个令人无奈却又会心一笑的标准套路。

“我们早已习惯将真实的自己和自己的文字分离开来，只要能够得到好的结果，能够成为模板被他人所推崇，继而被模仿就好，这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也乐得做一个毫不费力的模仿者。”

回到小张同学关于phubbing的提问，我回复小张同学说：

“phubbing这个词产生，其实和大多数新词的产生一样，是人们用新的语言形式来概括一种新的认识或现象，‘低头族’也是这样。

“没有人能够有意创造一个流行语词，而语言时时刻刻都在创造新的形式，只有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词才能流行起来。所以phubbing这个词严格地说不是谁创造的，而是社会选择的。